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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冬英:司法如何面向“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技術革新
2019年08月27日 09:24 來源:《法學》(滬)2018年第11期 作者:洪冬英 字號
關鍵詞:技術革新/互聯網法院/適用程序/訴訟預期/創新轉型

內容摘要:

關鍵詞:技術革新/互聯網法院/適用程序/訴訟預期/創新轉型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現代民事司法必須面對“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革新帶來的成果運用,不斷地改革、完善訴訟規則以適應需要,同時這也與當前智慧法院的建設相互交叉。民事司法與技術革新在互動過程中,接近正義的司法本質決定了技術是手段,公正是目的;在技術提供輔助的背景下,互聯網法院應當是全景式的、與傳統司法相并列的存在方式。結合杭州互聯網法院的運行分析,此類法院屬于新型專門性法院,其案件管轄權不僅針對專門性事務,還應當具有跨行政區劃能力;互聯網法院的適用程序中應當保障當事人線上線下的程序選擇權,以簡易程序的適用為主,并推廣電子督促程序的運用。送達與證據是民事訴訟中的關鍵問題,在運用中,電子送達、證據的種類和提供證據的責任面臨著更多的創新轉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嘗試、完善適用規則,以期改變立法思路。

  關 鍵 詞:技術革新/互聯網法院/適用程序/訴訟預期/創新轉型

  “互聯網+”、人工智能是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問題,司法領域亦不例外。各國圍繞著電子法庭、E-訴訟到電子司法,從試點及立法可謂此起彼伏。例如德國的電子司法,是指在整個司法管理系統中應用信息與通訊技術,包括互聯網聯絡(例如信息安全、電子簽名)、程序電子化(例如視頻庭審)以及司法內部管理的電子化(例如電子案卷、電子檔案)等內容。①我國將互聯網等技術革新運用于司法(本文主要以民事訴訟作為分析對象)同樣是多頭并進的過程,包括法院內部管理的信息化、送達中的電子方式、智慧法院的建設、互聯網法院的試點等。其中,互聯網法院的試點具有里程碑意義,它不只是網上案件網上審?;ヂ摼W法院是全面對接互聯網產業多元化樣態的法院,是全方位創新法院,是逐步向專門法院過渡的改革“試驗田”。②如何用好這塊試驗田,需要在技術革新的運用,專門法院的定位及訴訟機制方面作出明晰的定位。

  一、互聯網技術革新運用于司法是多頭并進的過程

  將技術革新的成果運用于現代民事司法改革是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信息技術對司法的影響,最初始于20世紀70年代。1970年,美國修改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允許在發現程序中提出或者收集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數據匯編);1985年,一位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官寫道:計算機已經如此普遍,以至于大多數法院卷入到計算機儲存信息的發現程序。③此種信息技術對司法的改變,預示著新的訴訟方式的漸進形成,以國際訴訟法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cedural Law,簡稱IAPL)召開的世界訴訟法大會為例,1999年召開的世界訴訟法大會的會議主題之一就是“信息社會的挑戰:現代科技在民事訴訟等程序中的運用”,2007年的會議主題是“民事訴訟中的新信息技術”,2010年的會議主題是“電子技術與民事訴訟”,這些源于實踐的問題經過理論研討與交鋒,不斷地刺激民事司法的回應與發展,經過三四十年的探索,相對比較成熟的當屬德國頒布的法律:2001年8月1日生效的《關于私法和其他法律行為形式規定適應現代法律行為交往的法律》、2002年7月1日生效的《送達改革法》(對電子送達的承認,允許法院可以通過E-mail發送電子方式制作的文書)、2005年4月1日生效的《司法通訊法》(引入電子案卷制度)、2013年頒布的《促進與法院間的電子法律交往法》(2018年1月1日起生效),該法修改了《民事訴訟法》第130a條,規定“電子文檔必須附認證過的電子簽名或由負責人簽名并通過安全的途徑傳遞?!雹苓@些法律對規范互聯網訴訟方式具有極大的意義。

  我國的司法與信息技術的互動同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的遠程電子開庭,到2012年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增列“電子數據”證據種類、電子送達,再到2017年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成立。既經歷了從司法局部到司法全部的過程,也經歷了法院內部電子管理到外部電子交往的覆蓋,尤其是互聯網法院的設置,被譽為是“中國司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⑤杭州互聯網法院設立后,既有基層法院的互聯網法庭設立,⑥又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增設北京互聯網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這些實踐,催化著民事訴訟司法規則的變化。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問題規定》)頒布,對互聯網法院的運行進行了共23條的規定。

  (一)技術革新與司法公正的價值選擇

  互聯網與司法的互動應該有哪些地方值得關注。無疑,司法的最終價值在于“公正”,包括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同時,電子訴訟將以極不平衡的程度涉及法庭訴訟程序,包括訴訟形式、法律人和訴訟當事人的行為方式以及復雜多樣的訴前程序、訴中程序和訴后程序。⑦這就必須要明確,電子技術于司法而言,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

  從信息技術至互聯網時代,技術與司法的結合呈現于名稱變化,如電子訴訟、E—訴訟、線上訴訟、鍵對鍵的訴訟直至“互聯網法院(訴訟)”,但是,無論名稱如何變化,關鍵這些方式的結合落腳點在“法院”或是“訴訟”,電子司法并未給訴訟帶來根本性的革命。民事訴訟仍應遵循處分與辯論原則,并保障公開、言詞與直接原則的實現,以及確保法院能夠進行自由心證。我們在考察、發展互聯網法院(訴訟)時,“公正”是終極價值,技術會改善方法和路徑,使得訴訟程序和體制更加合理,更加有效,與時俱進。所以,“IT將作為法院系統的基礎,在眼前、在不久的將來,它應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我們的關注?!雹辔覀儽仨氷P心它對司法公正實現的保障和促進——技術為司法所用,司法的改變是為了更好地運用技術,擁抱技術。

  接近正義是現代司法的本質屬性,互聯網訴訟不能回避此問題,接近正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指標是主體數量,這顯示著程序參與權的保障程度——對當事人訴權的保障。以可能性而言:第一,“互聯網+”無所不在,截至2017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7.72億人,普及率為55.8%,⑨說明我國理論上參與互聯網訴訟的人占比最大可達到一半以上,但實際上這還應當扣除那些無訴訟行為能力的網民(且年齡越低,網民占比越高)。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的工作報告,民商事案件及執行案件均在85%左右,從案件數量和網民數的發展趨勢而言,互聯網訴訟的發展空間讓人充滿想象。第二,技術的便利帶來的司法便利,使上述人群接近正義的成本下降。從現實性而言,第一,傳統司法形式被認為是接近正義的正規途徑,此認識目前沒有被顛覆,且也不會被互聯網訴訟沖擊——互聯網訴訟無論從占比還是管轄范圍,均被認為是當下必要的補充。第二,從適用主體而言,非網民主體占近一半,他們涉訴的方式排除了互聯網的適用,且還有一部分主體雖然是網民,但未必接受互聯網訴訟方式。即技術障礙阻礙了一部分主體,程序選擇又使另一部分主體拒絕互聯網方式的訴訟。所以,互聯網訴訟方式只能是一種方式,并不能完全代替傳統司法,亦不能改變司法的公正本質。

  (二)技術保障的來源應當促進公正

  技術妨礙公正,還是技術促進公正?法院從來沒有與技術結合得如此緊密,公正作為司法的終極目標不可撼動,技術的加入應當是促進公正,從而有以下三個問題值得討論:

  一是技術決定還是技術輔助?互聯網訴訟高度依賴互聯網信息技術,法院系統對互聯網技術運用亦由來已久,如裁判文書網,庭審直播系統等,但真正直面互聯網技術進行整體設計運用,是智慧法院的建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4月發布實施的《關于加快建設智慧法院的意見》,智慧法院是充分利用先進信息化系統,支持全業務網上辦理、全流程依法公開、全方位智能服務,實現公正司法、司法為民的組織、建設和運行形態??梢哉f,智慧法院的建設不僅涉及審判權的運行方式,還包括法院的審判管理等方面,智慧法院與互聯網法院是兩個相交叉的范疇,智慧法院是所有法院應當進行的建設,而互聯網法院是著重于審判權運行的建設。兩者都是著力于現代科技與法律制度的結合,兩者的建設都將促進對方的建設。在建設過程中,技術的來源決定著是技術決定還是技術輔助。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成立與運行,其技術保障來自阿里巴巴公司的提供,網上訴訟平臺是在阿里的技術幫助下建立起來,甚至其管轄范圍也主要是阿里名下的糾紛,以至于有人認為杭州互聯網法院就是為阿里開設的法院——這種觀點不一定正確,但較為形象地詮釋了人們對于強大技術支撐下司法公正的擔憂——法院是否會受到技術和商業的牽制或是俘虜?同時,技術公司深度介入法院的平臺建設,對于法院審判信息的安全性也有理論上的威脅,如當事人在網絡訴訟平臺上的注冊和身份認證直接綁定電商賬號,這為電商、技術公司提供實際操作的可能性,同時,杭州互聯網法院的管轄案件中幾無騰訊、京東等公司糾紛,這也反映出這些巨型互聯網公司對于大數據安全性的保障遠勝于一切。所以,互聯網法院的建設應超然于商業技術公司,如德國的改革不僅簡化了電子溝通的方式,確保了數據傳遞的安全性與私密性,而且還加強了電子政務與電子司法的界面互通。⑩《關于加快建設智慧法院的意見》中明確規定了常態化經費和專業化人才保障機制,應以全國性智慧法院的建設,確保經費和人才的保障,建立由國家、法院主導的技術保障設施,包括互聯網訴訟平臺和智慧法院設施。(11)這些措施的有效落實是促進公正的必須途徑。

  二是階段性還是全景性?這是從訴訟程序的全流程來看。法院對互聯網技術的運用是個局部到全景的過程,從最早的局域網到接入整個互聯網,從法院內部管理的信息化到法律訴訟交往的信息化,具體體現為內部管理信息化如法院內部的派案系統、審判管理系統等從最初的辦公自動化運用到當下智慧法院建設、人工智能深度開發。2016年9月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中規定,“推行庭審記錄方式改革。積極開發利用智能語音識別技術,實現庭審語音同步轉化為文字并生成法庭筆錄。落實庭審活動全程錄音錄像的要求,探索使用庭審錄音錄像簡化或者替代書記員法庭記錄?!?12)同時,法院在內部管理提高績效的同時也提高案件審理的質效,即內部管理的信息化自覺自然溢出到法律訴訟交往。2014年12月,上海法院律師服務平臺開通,通過使用,律師們發現平臺提供了從案件材料提交、交納訴訟費到獲取案號的“一條龍”服務,實現了網上立案。且該平臺還專門設置了網上評價功能,讓法官與律師可以雙向評價交流。這些法律交往的平臺,在全國各地法院均有存在,推進了司法互聯網化建設。2013年7月至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相繼開通中國裁判文書公開網、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和中國庭審直播公開網(簡稱“四大平臺”),201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通過互聯網公開審判流程信息的規定》通過,該規定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明確“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是人民法院公開審判流程信息的統一平臺。各級人民法院在本院門戶網站以及司法公開平臺設置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的鏈接”。該規定全面地規范了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的系列問題,同時也明確了審判信息向當事人公開和社會公開?;ヂ摼W法院的開設,則是全景性互聯網司法的形成標志——根據《杭州互聯網法院訴訟平臺審理規程》規定,訴訟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案件的網上起訴、受理、送達、調解、舉證、質證、庭前準備、庭審、宣判和執行等一系列流程。(13)全景式互聯網司法的形成,改變不了互聯網與司法的相互嵌入過程中司法的本質屬性,縱然是訴訟規則的改變,也應當圍繞著司法本質。

  三是替代還是并列?全景式互聯網法院與傳統法院的關系如何?盡管互聯網法院的設立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它不是傳統法院的網絡版或是替代品,(14)訴訟程序中,管轄、送達、缺席判決、證據提交和執行等方面存在較多問題需要規范,所以,互聯網法院設立的目的,一方面是實現民事訴訟的電子化、網絡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另一方面是確立互聯網訴訟的特別規則,是屬于一個國家訴訟規則的組成部分。(15)所以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互聯網法院只能是與傳統法院并立的具有獨特功能的法院。根據《若干問題規定》,互聯網法院采取在線方式審理案件,但據當事人申請或者案件審理需要,可以決定在線下完成部分訴訟環節,是合理且符合實際需要的。另外,互聯網法院與智慧法院的關系,“互聯網法院是網絡法治化需求的智慧法院”“互聯網法院是智慧法院的網絡化”“互聯網法院是智慧法院中的專門法院”,(16)即傳統法院的建設目標是智慧法院,互聯網法院是智慧法院的一種,承擔著網絡時代訴訟流程的再造與創新。

作者簡介

姓名:洪冬英 工作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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