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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瑜 楊庭碩:我是如何走上生態民族學研究之路的 ——楊庭碩教授采訪記(上)
2019年08月30日 09:11 來源:《三峽論壇》2019年第1期 作者:舒瑜 楊庭碩 字號
關鍵詞:生態民族學;文化生態;生境;文化整體觀

內容摘要:

關鍵詞:生態民族學;文化生態;生境;文化整體觀

作者簡介:

  摘 要:在此次訪談中,楊庭碩教授從自身的學術經歷談起,尤其是自己跟隨江應樑先生開展民族學的學術訓練,重點講述了如何從“族源”問題的討論逐漸拓展出對生態民族學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路徑。盡管楊庭碩教授的學術之路帶有個人的鮮明特點,但從中也折射出傳統民族學、民族史訓練出來的學者在新興分支學科中的學科背景優勢和獨特視角。

  關鍵詞:生態民族學;文化生態;生境;文化整體觀

  作者簡介:舒瑜(1981-),女,云南文山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人類學;楊庭碩(1942-),男,苗族,貴州貴陽人,吉首大學歷史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民族學研究。

  楊庭碩教授是國內最早從事生態民族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在少數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研究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已經有相關學者對楊庭碩教授的主要學術經歷和學術思想進行過采訪和介紹。[1] 2018年5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資源、環境與生態人類學研究室與吉首大學應用民族學高等研究院共同發起“生態文化研究學術工作坊”的交流活動,利用本次工作坊的機會,我們對楊庭碩教授進行了長達6個多小時的訪談,因受到篇幅限制,本文所呈現的只是部分訪談內容。[2]

  舒瑜(以下簡稱舒):楊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訪談,您是我們特別敬仰的老一輩學者。此前,我已看過您的研究成果,感到由衷的折服,今天能向您討教感到非常榮幸。從您的學術經歷看,您跟著江應樑先生所受的學術訓練,主要是民族史方面,但后來逐漸轉向生態民族學。作出這樣轉向的機緣是什么?就我們所知,您很早就開始進行生態民族學的研究,《民族文化與生境》一書1992年就已出版。該書的寫作據說是當年和江先生探討族源問題派生的結果。為此,我們想了解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怎么從傳統的民族史研究轉向了生態民族學?這一轉向背后有什么特別的考慮,或者說有什么樣的機緣?

  楊庭碩(以下簡稱楊):你說的不錯,確實和族源的探討有直接的關聯性。大家都知道,民族學學科的傳統做法,是對具體民族一個一個地加以研究。當然肯定是跨文化的研究,這一點必須加以強調。在跨文化背景下,難免會帶著自己的觀點或者立場去了解另一個民族及其文化,這種現象在民族學界早就習以為常。而且對傳統民族學教育而言,幾乎成了一種普遍性的規范。但如下三個方面的情況,對我的學習經歷而言,不得不作出有所不同的考量。

  其一,我個人的治學經歷。對此,大家可能早有了解。我是先天性的近視,早年想學化學,響應國家的號召“向科學進軍”,但眼睛不行,不僅化學學不成,學生物也不行,也曾試過學習氣象學,同樣無果而終。最后在萬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學了中國語言文學專業。這個過程很曲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失敗,也是個人的悲劇。但從另一方面看,在這個過程中所積累的不同學科的知識和訓練,對促成我轉向生態民族學研究起了很大的鋪墊作用,使我的思維方式不會像傳統做歷史、民族學、文學的科班生那樣,要遵從特定學科的規范,而很難換一個視角去思考所面對的學術問題。我反而容易做到這一點,這對我而言,應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緣。

  其二,和我的家庭出身及生活圈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我的家庭本身就與苗族文化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批脫離苗族社區,進城謀生的苗族移民。我父親和母親雙方都與苗族有血緣關系,而且來自不同的苗族支系。在家庭內外,苗族文化的潛在影響,對我而言也是治學方向選擇的另一機緣。

  舒:從山上遷到城里謀生,原因是什么?

  楊:清代咸同年間,社會局勢動亂。進城謀生,是一種被迫做出的選擇。我母親與金筑安撫司世家有血緣關系。我外祖父是因為參加辛亥革命到了貴陽,而且在辛亥革命中還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他曾在貴州當時的軍政府中當過文書,然后到詹天佑手下當財務總管,后又給孫中山當過信使。同時他又是受天主教資助才得以進城謀生。這些特殊的經歷使得我外祖父視野較廣,他在與我們的閑談中,為我提供了不少在幼年時倍感新鮮的新思想和新知識。民族學需要一種跨文化的思維。他在無意中傳授給我們的知識和思想,對我后來選擇民族學,起到了很大的引導作用。

  其三,我有幸被江先生錄取為他指導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時間是1980年以前。當時民族學還沒有恢復,因此我是以歷史學研究生的名義進入云南大學的,但這是我意料不到的幸運。江先生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講民族學,因為他當時正在準備1980年到貴陽參加中國民族學的成立大會。聽完課后,我才知道我是以歷史學的名義當上研究生,事實上要學的是民族學。這對我而言,自然感到與江先生十分投緣。由于我的經歷與我的同學有所不同,江先生所傳授的內容,我接受起來感到很輕松,不像其他同學那樣吃力。

  舒:您和江先生為何對族源問題研究那么感興趣?

  楊:這是當時的學術背景所使然。我國政府組織大規模民族識別的工作時,民族學研究隊伍力量還很薄弱,參與這項工作的學人大多是歷史學或語言學專業的專家。他們習慣于從漢文典籍中找證據去展開民族識別工作,所形成的結論很自然地都要圍繞漢文典籍的記載下結論,以致于幾個民族的族源會很自然地出現雷同。江先生認為這樣做不妥。一個民族的族源,只能就其民族文化基本定型才能下結論,僅憑借一兩項文化事項的漢文記載,去認定不同民族的族源,其結論的可靠性必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記得有一次,江先生問我,苗族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支系?其間到底有沒有差異?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并不難以回答。因為僅僅是在貴陽市范圍內,就有四個不同的苗族亞支系在這里生息。我就我知道的情況回答了江先生的提問,并補充說,不同支系之間的苗族,確實存在著非常明顯的文化差異。但為何還能凝結為一個民族?我當時也無從找到正確的答案。江先生當時僅是提醒我們,要從苗族文化內部整體性的共性特征下結論,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

  我們家族的原住地,是在明代水東土司的領地范圍內。水東的苗語非常奇怪,只有三個聲調,而其他地方的苗語則有六至八個聲調。原因在于,水東地區的土司出身于漢族,其屬下也有大量的漢族民眾。聲調上的這種差異,也許是受到漢語干擾的產物。江先生聽了非常感興趣。他說研究苗族族源,需要全面掌握這些情況才行。其后,我就給他介紹了貴陽范圍內的苗族情況。如當地方志所稱的“青苗”,在計時制度上,就與其他苗族不同,他們不是用苗族的傳統歷法,而是采用漢族的農歷計時。只不過,將月份和節氣的名稱都翻譯成了苗語。據此,我估計這里的青苗是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江先生也表示認可,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至于其他地方苗族的傳統計時制度,則是用十二生肖輪回計算年份、月份、日子和時辰。我當時還不知道,苗族的這種傳統計時制度,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物候歷。不過,江先生聽后對我的啟示卻使我受益匪淺,他明確指出,探討族源需要看主流、看傳統,個別地方存在的差異,大多是受外來文化傳入的影響所使然,按理不應當成為族源探討的依據。而這一點,其后成了我選定田野調查點的依據。

  我的田野調查點距離貴陽市很近,是該市下屬的高坡苗族鄉。當地的苗族在漢文資料中被稱為“白苗”,通用的苗語被王輔世稱為“惠水次方言”。這里苗族的計時制度是真正意義上的苗族傳統歷法。在很多苗族地區,都通用這種傳統歷法,以此為依據去探討苗族的族源,才具有起碼的可靠性。也正因為如此,我的碩士論文才有勇氣正面去探討苗族的支系問題,江先生的啟發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以苗族的傳統歷法為線索,去歸納苗族文化的內在統一性,果然收到了理想的成果。因為,單就漢文資料的記載而言,這種傳統歷法不僅在高坡傳承到了今天,在其他的苗族地區也有相當一部分傳承下來,據此去探討苗族的族源,我的心中就顯得有底氣了。

  后來,江先生又問我是否了解苗族到底分布在哪些地區?它和布依族在分布上到底有什么差異?我當時比較清楚“高山苗,水仲家,城里住客家”,就把這種順口溜告訴了江先生。他說這些民族的分布肯定與所處環境有關系。在研究民族族源時,環境得考慮進去,因為苗族分布這么廣,環境差異這么大,我們還把他們說成是同一民族,這是就什么原因去做出的結論?它有哪些文化事實和其他民族有明顯的區別?當時我回答不上來。他就叫我查當時研究苗族的論文,對比一下到底有哪些東西是苗族都認同的,而且是具有同質性的文化內容?;诋敃r的這番談話,我的第一個田野調查點就這樣定下來了。進了高坡深入調查后,我確實發現了很多共性的東西。

作者簡介

姓名:舒瑜 楊庭碩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吉首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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