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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國民在邊疆: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為例的探討
2019年09月01日 08:30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王明珂 字號
關鍵詞:國族主義;國民;民族;歷史語言研究所;多元一體

內容摘要:

關鍵詞:國族主義;國民;民族;歷史語言研究所;多元一體

作者簡介:

  摘要:關于“國民”與“民族”等概念如何在清末民初經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等人之文章、言論流傳于中國知識分子間,近代史學者們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探討一個學者們較少觸及的議題:在民國肇造之后的二三十年間,早年從事邊疆民族考察的學者們如何帶著“國民”與“民族”概念,與其自身所有的此兩種身分認同,進入邊疆人群中進行考察。其目的在于厘清本國“國民”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并嘗試劃分各“民族”間的邊界。他們深入鄉土社會的調查方法,以及因此與本土知識分子的接觸,讓他們成為“民族”及“國民”概念知識深入邊疆及民間的傳播者,也使得造“民族”與造“國民”的微觀過程同時進行。本文以兩個在“民族”與“國民”方面各有偏重的考察為例,說明這個微觀的社會互動與歷史變遷過程。

  關鍵詞:國族主義;國民;民族;歷史語言研究所;多元一體

  作者簡介:王明珂,中研院(臺北)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民族”與“國民”這兩個詞及其所蘊含的概念,對于當代中國及中國人認同有無比的重要性。如今在中國,每一有中國國籍之人皆為其“國民”,且都有其“民族”歸屬,兩種身分所涉之權利義務都受種種制度、法令之規范與保障。目前學術界基本上都認為,“國民”與“民族”這兩個詞雖早見于中國古籍文獻,但它們得到其現代內涵,并在政治、社會層面造成深遠影響,為晚清民初之時代變遷所造成。這個時代變遷,也就是在歐美殖民主義國家全球性資源爭奪、擴張之陰影下,中國知識分子懾于其所挾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救亡圖存而將中國打造為一民族與民主國家之過程。此變化過程,其內涵包括言論呼吁、革命行動、思想教育、制度建立等等,由清末綿延至20世紀50—70年代之民族識別與民主改革而大致底定。

  然而這并非是說從此不再有變化。在中國,時至今日,每個人以“國民”(或中國人)與某“民族”(通常指的是少數民族)身分所發之言行,或涉及這些身分的事件,皆不斷地塑造及改變“國民”與“民族”之定義?!皣瘛迸c“民族”之概念及其具體實踐是因時變易的,在世界所有國家皆然①[1]。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今日討論“國民”與“民族”等概念在中國由引入、萌生、傳布到化為政治社會現實之歷史過程,不僅是學術性、歷史性的探討,也是期望能從對“過去”的認識與反思中得以更深入地了解當代現實。

  關于“國民”與“民族”等概念如何傳入中國,特別是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等人關于此之言論如何通過報章媒體在知識分子間流傳,近代史學者們已有很多豐富而精湛的研究成果[2],因而本文只引用而不再重復這些研究討論。這篇文章探討一個近代史學者們較少觸及的議題:在民國肇造之后的二三十年間,學者們如何挾其“國民”“民族”概念與身分,來從事邊疆人群及其文化的考察,并經由與地方人士的親近接觸,將這些概念傳播到近代中國邊疆人群社會之中。當時中國邊疆的本土知識分子如何回應外界傳來之“民國”“國民”與“民族”等新知,以及他們如何借此得到相關的身分認同(民族與國民),對此議題我多作一些說明。

  清末民初許多學貫中西的政治思想家如梁啟超、嚴復等人,的確在以民主政治啟迪民智上有很大的貢獻。然而,深受其思想、言論及行動影響的社群,主要仍為居于中國政治空間核心及社會上層之主流知識分子。廣大的民眾,特別是居于社會底層及中國邊疆的民眾,在民國建立后的30年或更長的時間里,他們仍在學習、摸索與認識“民族”及“國民”等概念,也在學習及接受自身成為“中華民族”或某“少數民族”成員以及中國“國民”的過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早年從事邊疆民族考察的學者們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他們的學術專業被認為具有認識及分辨“民族”的能力;事實上,此時他們從事的主要工作也便是厘清中國境內究竟有多少“民族”,以及劃分各“民族”間的邊界。他們深入研究對象人群的這種研究方法,所謂田野考察,使得他們必須親身與邊疆人群接觸,以考察其社會文化。于是在與邊疆本土知識分子的接觸中,民族考察者本身成為民族知識的傳播者;被考察的本土知識分子,在習得民族知識后則成為本“民族”之建構者。另外,成長及生活在國族主義盛行的時代,這些民族考察者也帶著其“國民”認同來到邊疆,觀察這兒的“邊民”——邊疆國民,或“邊胞”——邊疆國族同胞。我們可以從他們與本地人的微觀互動中,從他們留下的書寫文本中,了解當時來自國族核心的“國民”——國民概念在個人身上的體現(embodiment)——如何看待國族邊緣的“國民”,以及其言行與文字書寫之時代意義②。在本文中,我主要以兩位“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者的田野考察,兩個在“民族”與“國民”方面各有偏重的考察為例,說明這個微觀的社會互動與歷史變遷過程。以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民族學者為研究對象,不僅因為該所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人文學術機構③[3],更因為它的組織架構及相關學術生產皆與近代中國國族建構密不可分[4]。

  在這樣的微觀人際互動研究中,我們需要依賴特別的史料文本,以發掘及重建當時民族考察者在“田野”中的所言、所為、所想,以及其與他人之互動。一般來說,這些訊息都不會出現在其考察成果“民族志”(ethnographic monograph)的書寫內容之中,而經常是“田野日志”(ethnographic field notes)的主要內容。然而不是所有民族學、人類學者都有寫田野日志的習慣,田野日志亦無一定的書寫格式,且多雜亂無序,因此,寫成的田野日志很少被出版流傳,已出版的此類作品的學術意義也常被忽略④[5]。作為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的兩位學者——于1929年到川西岷江上游考察當地“羌民”“西番”與“猼玀子”等人群的黎光明,以及1942—1943年至川南敘永進行“川苗”考察的芮逸夫,都留有雜記及田野日志之類的記錄[6],因此我們可以據以了解他們在田野之旅中的活動,特別是他們與本地人士接觸、互動的情況。關于黎光明(及其同行伙伴王元輝)的川西民俗考察及其著作《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我曾為文分析其意義,并與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在1934年進行的湘西田野考察作比較[7]。該文的主旨為從學者與邊疆人群的互動,來重建近代中國邊疆之人“少數民族化過程”之一斑。本文將延續這些探討,重點在于兩位學者帶著“民族”與“國民”概念至邊疆進行考察時,他們的觀察與關注焦點為何,他們與本地人發生什么樣的互動,以及在此期間所發生的事及其間之個人言行在中國邊疆人群少數民族化過程中的意義。

 ?、偃绠敶行W者開始注意,由于網絡跨國溝通之便利,跨國經濟、資產、文化與人力流動之頻繁,以及跨國經濟體之建立,在全球許多地方“國民”認同都開始發生改變。

 ?、谟捎跀底謹祿煸诖蠊P數據處理上的便利,學者們在關于中國早期“民族”“國民”等概念之研究中常利用數據庫之詞匯搜尋功能,來探索這些概念在中國的產生、流布與轉變。這樣的新研究工具的確產生了許多很好的研究成果。本文希望從另一角度、另一些材料來探索此問題。此也就是,到了20世紀30—40年代,“民族”“國民”等概念已具體化入部分知識分子的個人認同之中。這樣的個人,其一言一行都是我們探索那個時代“民族”“國民”概念與認同實踐的材料,而這樣的材料中不一定有可以被搜尋的“民族”“國民”等詞語。

 ?、坳P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建歷史,以及其在中國近代人文學術上的重要性,近年來有幾本可讀性很高的著作出版。

 ?、苡行W者已注意人類學田野日志、雜記的學術價值與其利用,其看法約為:首先,在田野日志與雜記的書寫中,記述者較不遮掩自己對周遭事物的感覺及看法,因此與作為最終調查成果之“民族志”相比,田野日志與雜記更可以讓我們對人類學民族志的書寫及知識產生過程有所反思。其次,以自己所寫的田野日志與雜記為研究參考對象,一位人類學者可以對自己如何選擇、如何忽略田野中所見之人事物有所反思,因而得以進一步了解自我及研究對象之社會文化。我認為,除此之外,透過田野日志所選擇性記載的田野工作者之每日活動,我們可以探索他們與“土著”間的微觀互動,以及此互動及其造成的影響與本地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

作者簡介

姓名:王明珂 工作單位:中研院(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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