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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向東:現代化進程中執政黨權威與合法性建構
2019年08月28日 14:34 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03期 作者:張向東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 對于合法性理論的研究, 我國的研究者一直難以擺脫“韋伯式”的類型學和選舉式授權的窠臼。這些研究導致了一種想當然的立場:法理型合法性是“韋伯式”類型學的唯一評判標準, 同時西方程序正義和大眾選舉授權模式成為法理型權威的唯一有效形式。而在韋伯那里, 程序正義側重于法律意義上的過程, 而不僅僅是選舉程序, 選舉也是精英選舉而非大眾選舉, 因此法律的程序正義與大眾選舉授權在韋伯的思想中是對立的、無法結合的兩種方式, 但經由自由主義的改造后, 卻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些研究忽視了韋伯對權威主體與合法性關系的研究, 對執政黨權威的判斷拘泥于既有價值標準, 忽視了權威整合價值規范和秩序重建的根本性作用, 導致了對績效合法性的片面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自我革命性鍛造和黨的十九大新階段系統的頂層設計, 證明了執政黨的成長過程也是合法性建構的過程。在現代化進程中, 執政黨權威是合法性的來源, 而非相反。

  關鍵詞: 現代化進程; 執政黨權威; 合法性;

  合法性理論源于馬克斯·韋伯對歐洲現代化初期政治權威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中進行價值整合的類型比較分析, 在韋伯那里, 以暴力為基礎的權威是合法性建構的前提, 而絕不是相反。到了20世紀50~60年代, 也就是發達國家走向成熟時期,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合法性理論進行了顛覆性改造:程序正義和選舉授權是權威唯一的合法性來源和評判標準, 合法性成為權威產生的前提, 這一觀點對我國學者起著非常大的影響, 以至于很多學者用這一理論對一切現代化實踐進行教條式的研究和批判。然而隨著西方內部社會問題的凸顯, 對自由主義價值的批判與反思也隨之興起, 在合法性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兩種理論。一是以亨廷頓為代表的比較現代化研究, 他們力圖超越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立, 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為對象, 對權威生成和成長機制進行比較研究, 指出是不同類型的權威構建了不同的合法性價值基礎。二是以薩拉蒙為代表的政策執行和新治理理論對自由主義合法性只關注選舉而把政策執行僅僅作工具性的定位提出了批判, 并對價值—績效的合法性二分法提出了挑戰。他們指出, 政策執行是社會利益和價值的整合過程, 無論是整合方式還是內容, 作為新的治理工具, 同時都具有合法性建構的作用。

  如果把從韋伯到亨廷頓和薩拉蒙這一理論發展史看作是西方國家從現代化初期由成長到反思批判的歷史過程的話, 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也經歷了從革命、建設到當前富裕強大起來的歷史進程。通過比較分析發現, 中西方現代化進程中, 有權威建構合法性的共性, 同時也存在我國執政黨權威自我發展的穩定性、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 與西方和其他國家權威不斷更迭、現代化進程間斷等方面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 對合法性理論尤其是權威與合法性之間的關系進行比較性分析和梳理, 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現代化實踐中執政黨權威對合法性重建的經驗, 無疑對我國政治學理論話語體系建構有重要意義。

  一、相關理論回顧

  經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顛覆性改造, 合法性理論對權威的判斷演化出了兩個變種。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 認為權威產生于程序正義下的投票授權, 其合法性在于選舉 (權威產生的環節) , 而政策執行則是行政的事情, 是對上負責, 對其判斷僅僅體現為結果反饋。執行過程的利益分配和價值整合的復雜性和重要意義被忽略, 尤其在價值—績效合法性二分法中的工具性定位, 成為攻擊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理論資源。二是合法性徹底淪落為分析工具。合法性本身就是社會利益和價值分配、整合過程的反映, 但是自由主義合法性理論把合法性僅僅看作公民的主觀認同、滿意度、支持率和投票, 殊不知這些都是政策執行帶來的結果, 至于執行過程是如何進行利益分配和價值整合, 從而導致主觀認同與否的內在邏輯卻遭到忽視, 尤其是執行過程中的價值和利益分配以及整合的復雜性被拋棄了。雖然已經有學者在努力澄清這些研究誤區, 但相關討論的空間依舊很大, 以下進行逐步分析。

  唐文方在調查研究中發現, “在任一維度中國大陸的政治信任都顯著高于臺灣”1, 尤其是內在效能感 (個體主觀對政治的感知和評價) 和外在效能感 (民眾相信政府回應請求) 這兩個核心變量和整體支持度更是如此。但他依舊堅持所謂民主政體最優的觀點, 這一方法無法實現理論和實踐檢驗的內在自洽性, 既脫離了韋伯當初對合法性三種類型分類進行歷史比較視野的初衷, 更背離了比較政治研究中的價值中立這一原則。也正是這種價值偏見, 使他一直堅持中國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績效、民族主義之上因而難以持久的老套觀點, 對韋伯權威與合法性互相建構的理論和中國經驗視而不見。

  王磊在堅持經濟績效為基礎的合法性可以支持國家有效性的立場上, 把績效合法性的內在結構分為微觀績效和宏觀績效, 力圖在對應的個體主義和集體主體認同上考察二者之間的一致與分歧, 從而驗證國家 (集體) 與社會 (個體) 的內在張力。2他通過宏觀集體認同和個體感知認同的區分, 提出績效合法化機制的不同路徑及其對合法性建構的影響, 將績效合法性研究深入推進了一大步, 尤其是微觀績效的提出, 將公共政策或政府行為在實踐中對社會利益和各種訴求的整合及其效應凸顯出來, 彌補和豐富了僅僅從宏觀層面就得出我國政府的合法性源自經濟績效和民族認同的簡單化問題。同時更為重要的是, 他在揭示微觀績效對宏觀績效影響時, 有意無意地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 那就是公共政策和政府的微觀行動同樣是價值整合和認同的重要途徑, 因此績效合法性并不僅僅是李普塞特意義上通過有效性獲得合法性, 3它本身就是合法性建構和獲得的過程。這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豐富和論證, 其局限性在于, 權威獲得合法性是它自身在整合社會價值和秩序重建過程中實現的, 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滿意度問題。

  楊宏星、趙鼎新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依賴于經濟績效的觀點:“之所以能夠出現這樣局面, 是因為當前中國的國家合法性主要來源于績效表現??冃Ш戏ㄐ詸C制使得中國政府在前期政策出現負面后果時馬上會面臨來自社會的壓力而不得不迅速進行政策調整, 而歷史傳承的強國家傳統又讓中國政府能夠打破利益集團或其他阻力, 出臺應對之策。中國的經濟奇跡背后并沒有固定的政策和穩定的制度來支撐, 因而我們也不可能據此來構建‘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他們進一步強調了績效合法性的短暫性, 認為經濟績效合法性是脆弱的, 力圖用所謂的“中國歷史的特征和改革開放前社會的若干遺產”來說明國家能夠有效和及時調整政策, 以應對階段性改革所帶來的“意外性負面后果”。4這一分析故意降低了經濟績效的地位和作用, 并突出了它的臨時性和短暫性, 忽視了政策執行和政策工具的價值整合和利益再分配的重大作用, 將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政策制定評價為“應急性”特征。這一判斷顯示了作者對現代化理論的片面認知, 無視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 作為高度政治自覺的執政黨這一權威主體在統籌掌控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歷史作用。我國的改革開放選擇的是漸進模式, 在這一框架下, 現代化多元發展目標是逐步分階段實現的。5我國在改革之初, 之所以選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是因為當時客觀現實問題 (貧困) 的緊迫性, 倒逼黨和政府采取措施來改變這一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改革的歷史關頭, 我們黨內和社會各界對于改革開放和發展道路如何走的問題, 都經歷了重大的歷史討論甚至爭論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道路和發展問題至少經歷了三次大討論) , 最終在執政黨的權威推動下, 整合為改革開放的戰略政策和發展措施。因此, 我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是在執政黨這一高度政治自覺的權威主體推動下, 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的。當然這一過程是探索的過程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 , 但探索并不意味著亂撞、毫無目的性, 歷史恰恰證明了中國道路是在經濟發展的改革中不斷成長和成熟起來的。國家的自主性來自執政黨這一權威的高度政治自覺, 而非什么“中國歷史的特征和改革開放前社會的若干遺產”。6

  林尚立敏銳地意識到對績效合法性僅僅做工具性的理解有其局限性。他認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探索的主要特點是“有效的政治發展來保障政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效作用, 因而, 其中自然也包含著對合法性的追求?!?經濟績效與有效政治發展是緊密結合的, 即在堅持黨的領導下, 以高度有效的自主政治建設保證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績效是在既定價值權威推動下所取得的, 它的發展模式、實施方式和社會效應都是既定價值權威的體現。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正是在不斷創造政治有效性中形成的, “這種創造主要是圍繞著政治領導、政治治理、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展開的, 其著力點都在制度建設, 即力圖通過制度積累、制度創新和制度完善來提升政治能力, 健全政治治理, 鞏固政治穩定, 深化政治發展?!?正是在政治建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 經濟績效不是工具性的, 它是既定價值權威和政治建設的目標訴求, 同時經濟民主也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林尚立的研究非常清晰地指出了績效合法性與既定價值權威之間的內在關聯:政治權威通過自身建設 (政治建設) 保證了經濟和社會發展, 同時通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完善政治建設自身, 合法性的獲得是績效合法性 (有效性) 與價值合法性有機結合的結果, 二者無法割裂開來。黨的領導和政府推動都體現出了高度自覺和自主, 而不是有學者所強調的那樣缺乏規劃和風險判斷。林尚立的研究貢獻在于績效合法性與價值合法性的緊密結合, 指出二者之間不可分開評價;同時強調了黨作為權威主體一直在保證穩定、秩序和有效性的前提下, 不斷完善和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和權威性, 推動制度建設和民主政治發展。這不僅僅體現了權威主體的自覺性和自主性, 更表明了權威主體在推動現代化進程中, 通過經濟社會發展來重建 (或完善) 社會價值和秩序, 這一過程本身就是權威主體構建合法性基礎的過程??梢哉f, 權威主體不是合法性的被動評判者, 而是主要構建者。但是林尚立的研究過于關注宏觀層面的制度理念、發展理念和要求, 對于具體的政策執行過程, 尤其是改革方式、推進過程等社會整合方面關注不夠。

  楊光斌對合法性理論的貢獻在于對韋伯思想的澄清, 并揭示了其被自由主義改造的內在邏輯。他指出, “韋伯被嚴重地誤解了, 進而導致了對合法性命題的誤讀。首先, 誤讀導致了國家的‘應然性’遮蔽了國家的‘實然性’。在韋伯講被統治者‘自愿服從’時, 只是‘理想類型’或‘純粹的’類型?!?因此, “實然性”國家的成長必然伴隨著戰爭和強制, 暴力及其合法性壟斷是國家必然要掌握的?!霸陧f伯看來, 合法性統治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 或者說政治的 (即國家的) 暴力保證了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的法理型統治的存續。強制性或暴力潛能, 就是國家的實然狀態?!?因此, 現代國家的合法性統治是國家利用暴力或強制力進行社會整合和價值重建的一個長期建構的產物, 甚至是長期的戰爭和革命帶來的結果。與此同時,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其合法性基礎也不同。8該研究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國家實然狀態的暴力性質的分析, 使人們從認為合法性就是“自愿的服從”這一重大誤解上走出來。合法性不是僅僅理解為對政治統治進行判斷評價的標準, 而是暴力權威 (國家壟斷暴力) 通過戰爭、革命、改革或其他方式進行社會價值和秩序重建的合法化過程所帶來的結果, 因此它是暴力權威建構出來的, 當然在這一建構過程中權威也獲得了合法性認同。因此, 合法性絕對不能像有些研究者所認為的僅僅是主觀滿意度和認同度那樣簡單, 它應該是權威合法化的實踐過程。但是, 楊光斌指出, “合法性探究的是權力存在的基礎和淵源”8這一看法之后, 沒能對韋伯和現代化理論中權威與合法性互相建構的實踐邏輯進行分析, 略有不足, 這正構成了本文進一步探討的理論空間。

  為了進一步澄清合法性理論中的相關問題, 楊光斌以韋伯、李普塞特、亨廷頓和羅爾斯的合法性理論為線索, 梳理了合法性理論演變的邏輯進路。他指出, 就韋伯而言, 官僚制是合法型統治最純粹的形式, 大眾選舉則在那里遭到鄙視。只是到了李普塞特時期, 為了迎合大眾民主運動的壓力, 李普塞特將競爭性選舉作為民眾授權主要形式, 認為這是政權獲得合法性的重要形式。因為該政治系統為“定期更換官員提供合乎憲法的機會;也可以定義為一種生活機制, 該機制允許盡可能多的人通過在政治職位競爭中做出選擇, 以影響重大決策”。9這種經過大眾授權的形式獲得了大家的自愿服從, 而有效的行動系統則體現了政治運行的有效性, 它為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二者實現了良性互動。正是在這一點上, 大眾選舉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判斷標準, 從而成為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但是這一意識形態馬上受到了挑戰, 亨廷頓指出, 在價值沖突、對立或碎片化的社會結構中 (第三世界) , 新型權威對秩序和穩定的維護成為首要選擇, 政治有效性是第一位的, 它甚至是合法性基礎得以形成的前提?;谶@一演變的邏輯進路, 楊光斌指出, 合法性是特定語境下的政治秩序觀, 有效性是最沒有爭議的合法性政治基石。10他指出了合法性理論對政治統治的評價是多樣性的, 并澄清了自韋伯以來合法性理論的演變, 指出了將大眾選舉與韋伯意義上的合法性等同起來的謬誤, 強調了“無選舉不合法”的濫用。他對合法性研究做出了較為深刻的理論挖掘和系統梳理。

  但楊光斌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一是韋伯暴力基礎的國家觀, 在歷史比較的視野中透視出了一個重要特征, 即國家的建構源于權威主體的推動, 目的是實現社會價值和秩序的重建。這既是合法性基礎建構的過程更是權威生成和成長的過程, 因此權威通過暴力壟斷實現認同的合法化過程是一個權威與社會雙向互動過程。亨廷頓和米格代爾在比較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實踐時更是強調了權威對價值和秩序建構重要性。楊光斌的研究沒有涉及這些內容, 僅僅關注了暴力的本質, 而沒有分析暴力作用下的合法化過程。二是楊光斌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宏觀制度架構和政權建設層面來研究政治有效性, 忽略了公共政策執行的意義, 即政策執行的功用就是微觀層面對社會利益進行分配、整合, 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或喪失合法性。這主要受到韋伯以來對合法性和有效性二分法的局限, 總是將有效性定位為工具性的, 而實踐中, 有效性本身就是價值整合和重建的過程, 合法性的價值評價都包含在有效性實踐之中, 二者是高度統一的, 當前的政策執行理論和政策工具推動治理理論都證明了這一點。

  以上分析形成了本文的研究基礎,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國家建構是在特定階段下權威主體推動價值和秩序重建的過程中形成的, 這一過程既是權威成長的過程, 也是合法性建構的過程, 是雙向互動的實踐邏輯, 因此在不同傳統的國家, 其建構的邏輯有差異, 合法性評價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二是政策執行過程本身就是社會再分配和整合的過程, 是合法性基礎重建的核心領域, 具有重要意義。三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政治實踐就體現了這一點。

作者簡介

姓名:張向東 工作單位: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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